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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信托业的沉浮

我们已经考察了家族机构;现在让我们看一下美国最古老的投资管理公司,纽约美国信托公司。它于 1853 年开业,在那时是一个全新的事物,不仅作为顾客的代理人,而且提出投资建议。

那时,股票还是个新鲜东西,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仅有 24 种股票上市,相对于现在的数千种,规模太小了。因此把资产分散投资于股票和债券(或者投资于互助基金和房地产业)的思想是不可能出现的。信托财产经常以不动产或其他有形财产等受托人可以亲自管理的形式存在。

但 20 世纪初,工业的迅速发展,使富家财产转换成各种公司股票,富人们需要专业人才来为他们理财。美国信托公司有了施展才华的机会。其他许多成长在本世纪的有名气的信托公司,最后大多变成了商业银行,信托业成为它们的兼营业务。美国信托公司虽然也开展了商业银行业务,却一直把信托业务放在首位。现在它是银行界少数几个纯粹进行信托业务的银行之一。可是它的顾客不时地需要现金,就算是一个有几十万身价的人也需要贷款。因此,仅仅是比其他银行利率高出 0.8%水平,就可以令客户们纷纷抽回自己的资金了。他们不在乎持有货币而增加的额外成本。

美国信托公司曾经是银行信托业的骄傲:有一批聪明且富有经验的员工,他们了解生活、金钱和家庭。我的外祖父、摩根的一位同事,为了他的孩子和孙子,曾将一笔信托财产存放到该公司中。但连续的成功使他们自鸣得意,问题出现了。“信托公司”事实上变成了一个俱乐部,丧失了在一个充满困难的竞争世界里生存所需要的那种敏锐的创造力。我们正面临着通货膨胀、高技术、社会变迁,还有日本人的威胁,生活热闹极了。

通往投资厄运的捷径是失去对危险趋势的感知,在股票市场上,你只有做别人不曾做的事才能发财。如果你参与到集体的快乐与恐慌之中,你将失去赚钱的机会。避免此种境遇的一个办法是,请一位聪明富有经验的大人物来管理,就像摩根拥有朗其特·亨廷顿一样,一个彻头彻尾了解投资游戏的人,并且在必要时可以改变行情。他可以挑选并控制新手,客户感到他对世界无所不知,不像计算机打印出来的干巴巴的图景(柏拉图的洞穴寓言:我们是通过影子来了解事物本身的,我们的知识是通过无数数据形成的)。当这位大人物因年老而离开以后,他的继任者或许是一位目光短浅的新手,于是,事情就变糟了。之后,董事可以从银行里请一位新的经理,强调要恢复秩序,使利润回升,然而,由于不是投资者,他将无法进行有效的投资,而且在混乱状态下也缺乏长远的战略。

美国信托公司学会这个道理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它在70 年代早期股市的狂升时——“一次性买卖”时代——受到了双重打击。他们当时认为一些企业——“漂亮的中年人”或“纯洁的少女”——比其余的企业有着更好的持股前景,因为一旦持股,就高枕无忧了。这将使管理变得容易些,并带来丰厚的利润。

可惜的是,这种想法和华尔街上的所有观点一样,注定要走向灭亡。许多“中年人”——雅芳实业、波拉洛德、静电产业等公司——在 1974 年以后,收益能力萎缩到原来的 1/5~1/7,甚至更低。美国信托公司再次受到打击,高价买进的股票损失惨重。更糟糕的是,当市场开始复苏的时候,带动大盘上扬的不是成长股,而是“夕阳股”,如美国钢铁公司、通用汽车等。

美国信托公司解雇了那些喜欢“中年人”的经理。后任者抛出了“中年股”买进了“夕阳股”,可是此时前者已经降至最低点,开始反弹,而后者却已达到了它的顶点。于是出现了新一轮的解聘,当然,许多人是自动辞职的。美国信托公司的研究部人数最少时曾从 20 人减到 4 人!这个银行已有百年历史了,而且仍打算继续下去。可是在客户心中,存活与否关键取决于人的因素,而不是公司的历史。在 1976 年到 1979 年间,养老金部门的主管更换了 5 次,这样一种状况怎能让客户有安全感呢?

上述这些人事变更都无济于事,在整个 70 年代中期,公司的业绩很差。事实上,在《美国银行家》杂志 1978 年的排名表中,它的提款卡、养老基金和分红账户业务在全国 172 家基金组织中都是倒数第一。投资上的混乱与政策上的困惑相呼应。它开展了私人金融服务,为客户提供避税场所,避税的投资具有内在的风险:否则就不会有人找它了。一些选择是灾难性的,包括赫姆—斯特克石油公司和西方财务公司,这导致了客户对美国信托公司的集体诉讼。这些事件的结果是,美国信托公司在 80 年代中期成了少数几个老牌信托公司中经营资本下降的公司之一。

最后,在 1979 年,董事们找到了丹尔·P·戴维森,摩根财团的老担保人,一位商业银行家,与其说是一位投资者不如说是一位银行家。戴维森在困难面前从不退缩,他研究了形势之后,迅速取消了避税业务和个人金融投资计划。他还放弃了国际银行的业务,降低了养老金和给大企业借款的比重。做到这些后,银行规模得以收缩,意味着它只能从餐桌上得到一些碎面包屑。

几年以后,他做出了一个艰难但彻底的决定,完全从商业银行业务中退出!下面是他对这些决定的解释。

主要原因是商业银行市场已大大萎缩,但竞争者却增加了许多。商业银行的市场业务量缩减,开始于商业票据性质改变的时刻,商业票据刚出现时是一种灵活性不大的金融工具,但后来它参与国际贸易,逐渐涉足商业存贷和企业短期需求的金融业务,而这本是商业银行的传统领域。

举一个例子足以说明问题:1962 年,我做第一笔活期贷款业务时,有 20 亿美元的商业票据在外流通。当我,还有我的银行在 1987 年退出这一业务领域时,市场上流通的未清偿的非金融性企业票据已达 790 亿美元。无法想像商业银行与大企业同富贵的前景。一种更有效的金融方法已被发展起来,商业银行死气沉沉,不可能再恢复昔日的盛况。在这时,米查利·迈肯先生和“低档”债券参与进去了。对于我来说,当另一种金融工具绕过银行直接贷款时,历史正在重演。据推测这个高收益市场的业务量在 1977 年是 80 亿,而现在已达 1500 亿美元。

外国银行很早就已在美国银行界站稳了脚根,但只是最近才成了国内活跃的借贷者。10 年前,外国银行对国内工商业的贷款仅占总量 8%,但最新的数字(1987 年)已发展到了 16%,相应的贷款量也从 170 亿美元发展到 1987 年的 910 亿美元。

国会和州立法机关解决储贷银行问题的方法是给予他们更广泛的业务权,进行商业和工业贷款。这等于向两场而不是一场火上浇注汽油。商业银行市场上有了新的信用提供者,这不啻于给商业银行头顶上开了个洞。这种兴旺是以负利差导致的巨大亏空为代价的。毫不奇怪,作为一个整体,这些没有经验的借贷者在心急火燎地想抓住这个机会的同时将自己变成了牺牲品。这种不好的态势成了国家的灾难,如果不发生金融恐慌也会以一种相似的闷火的形式留给 21 世纪。

经过大幅度裁减组织,戴维森将注意力集中在面向公众的信托和私人证券的传统业务上。“我认为集中在基础板块上经营是最好的选择。”他用了一个轻松的比喻:“紧紧地以家庭为基础。”到目前,他的努力在经过最初的痛苦之后终于取得了成功。银行自有资金回报率提高,证券经营达到了中等水平,并且在市中心的老詹姆斯·古德温广场设立了一家小分支机构,重新树立了自己的形象。这个分支机构位于西 54 大街 11 号,离它的上等顾客更近。在棕榈滩也有一个以瓷砖为屋顶的机构。几年前卖掉整个银行的谈论,现在再也听不到了。

西54 大街的分支机构委托埃德温娜·桑地做一件雕刻品,放在大厅的休息处。这个雕像是一个正在蹓狗的人(有点像戴维森)。戴维森不允许自己的职员提供蹓狗的服务,但是他们可以雇人来做,他们还雇佣厨师、女佣,以及其他可以使客户感到舒服的服务。其他项目包括帮助客户整理房间,转交补助支票给寄宿学校的学生,甚至打印学期试卷都在公司注意力之内。公司还举行婚礼和丧葬仪式。这些服务过去的费用就很高,现在更是提高了不少。

社交场上的做作在戴维森这儿不见了。过去接待客户时照例是要上茶送花的,现在已经取消了。8 间威廉伯格风格的餐厅中的3 间,以前是招待客户的地方,现在已被换成了办公室。为了避免定位错误和决策失误而毁掉所有的业务,股票的选择权事实上已下放给了证券经营者,而不是从上至下独裁决定。从公司角度来看这样做更安全些,虽然从长期来看,不一定比让一个能干的人制定一般政策的做法更好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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