峰汇在线现在，你是否了解公开市场操作，何以是如此强而有力的货币政策工具？
希腊的大哲学家柏拉图相信，一般人无法管理自己的生活与周围的事物。在理想的状况下，世界应该由哲学之王掌管。某种层面上，柏拉图的理想已经实现。FOMC的成员便是美国经济的哲学之王，而由于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国家，所以这12位成员足以影响全球的经济。他们是国王，而市场是他们的子民–他们的行为仅受到法律的规范。
FOMC仅由12位成员构成–“理事会” 的成员与五家区域银行的总裁–一他们投票决定政策，以主宰自由市场的经济活动。他们根据总体经济数据设定目标，并采取行动，重要的经济数据包括：失业水准、产能使用率、消费者物价指数、生产者物价指数、货币供给（以M1、M2与M3来衡量）的成长与成长率、贸易余额货币供给水准（M1、M2、与M3）的指数、准备金余额、以及其他指标。他们随时监视这些总体指标的变化，以多数同意的方式决定如何达成政策目标，并依此调整策略—在FOMC的秘密会议中。
在这里，我忍不住要插上一段题外话。FOMC集会时，他们会尽量防止市场得知会议的决定。然而，委员会的12位成员都会带着他们的助理与会。大多数委员都已经结婚而有家庭，他们的助理也是如此。另外，还有许多秘书与员工需要整理会议记录。我们知道美国是怎么样的一个国家，国家安全局的一举一动都无法逃避媒体的掌握（我并没有藐视的意思），你是否真正相信会议的决定绝对不会对外泄漏？我不认为如此。事实上，这让我有一种想法。
我们无需再增加税金与福利计划，政府可以在FOMC集会之后，立即将会议记录秘密地交给国内各贫困地区的特殊委员会。政府可以训练这些委员会如何在市场中交易，于是他们可以根据这些内线消息在市场中获利。如此便可以解决贫困地区所有的财政问题！当然，这只是开玩笑而已，但我相信必然有少数人可以取得这些内线消息。
谁拿唧筒？谁拿刺针？毫无疑问地，便是联储，而唧简与刺针则是”公开市场操作” 与其他政策武器，这使它们可以控制信用与货币的供给与需求。根据重要性的先后秩序排列，联储掌握一项货币政策的主要工具：设定法定准备、设定贴现率、以及执行公开市场操作。
法定准备，联邦基金利率，贴现率
就法定准备的运作机制来说，此处无需再多做说明，大致情况便如同前文中有关ABC银行体系的讨论。然而，我们必须了解，银行如何以各种不同方式提列准备金，以及联储如何在这个范围内，影响货币与信用的供给，并监督放款机构的活动。
“理事会” 利用准备金比率规范法定准备，后者仅能够以两种准备金资产的形式持有–一现金与”联邦准备区域银行”的存款。就个别的放款机构来说，资金将不断流进与流出。所以个别机构的准备金资产在短期内可能发生不足或过剩的情况。准备金不足时，银行或放款机构有两种解决的方式：在短期的基础上，借取其他机构的超额准备；或者，可以向”联邦准备区域银行”的贴现窗口借款。
金融机构超额准备的借贷市场称为”联邦基金”市场。利率水准称为”联邦基金利率”。这种”借播还债，东借西还”的市场，以及利率水准，都是非常值得观察的重要指标。表面上，这个市场仅是让银行可以短期融通不足的准备金，但实际上使整个银行体系得以做最充分的放款。
事实上 在1979年以前，联储的政策目标便是以联邦基金利率表示，并以此为公开市场操作的准则，这可以显示联邦基金市场的重要性。何以如此？因为银行间利率水准可以决定准备金借款的宽松程度，并被视为是整体信用市场的利率指标、然而，回顾卡特执政的期间（1976一1980），最初发生几近失控的通货膨胀，接着是利率管制，接着是信用紧缩，接着是自由化与 22 %的利率！
将联邦基金利率视为唯一的目标利率，显然不足以控制市场的信用水准。犹如市场中的任何事物一样，供给与需求将决定信用扩张的程度。卡特执政期间，银行愿意以高利率放款，人们也愿意借款，因为他们认为利率将继续走高。然而1990年底体系内出现巨量的超额准备，但银行就是不愿意放款。
1979年之后，除了控制联邦基金利率之外，联储也试图利用再贴现率控制信用扩张。再贴现率是放款机构向”联邦准备区域银行”借取准备金时适用的利率。理论上，再贴现率是各”联邦准备区域银行” 决定，但需要经过 “联邦准备理事会”同意。然而，实务上，各”区域银行” 的再贴现率都一律相同，它们会自动接受”理事会” 建议的再贴现率。
融通准备金的时候，再贴现率与联邦基金利率之间有相当大的差异。在贴现窗口融通，这是最赤裸裸的通货膨胀。银行向贴现窗口借款时，联储以自己的名义开立一张支票，创造的货币便可以做为借款银行的新准备金。
借款银行根据贴现率支付利息，整体银行体系放款最高的增加额度，大约是借取准备金的10倍。由于贴现率必然低于市场利率，所以就如同我最初开始从事选择权交易的情况一样，借款银行扮演”中介的角色”以较低的利率向贴现窗口融通，然后以较高的利率放款。
然而，这种中介交易有瑕疵。向贴现窗口借款，代表借款者超额放款。任何金融机构都不愿意被联储盯上，所以放款机构会严格限制贴现的次数。基本上，它们向贴现窗口融通时，都会接到一种沉默而明白的警告，”你要好好自我检时。如果你需要准备金，由自己的管道筹措。”
相较之下，联邦基金市场非常自由。银行只要可以”居间中介而撮合交易”。并清偿向同业借取的款项，便可以在联邦基金市场借款。1970年代末期，市场信用非常浮滥，因为联储不愿卖出足够数量的政府证券，推高联邦基金利率，所以无法压抑扩张信用的银行间借款行为。
当时，沃尔克所能做的仅是要求”理事会会”同意，将重贴现率由10．5调升至11％，这项策略的效果远逊于以公开市场拗作推高联邦基金利率。
联储在1970年代显然不了解，利率并不是决定信用与货币供、需的唯一因素。这需要回顾米赛斯对于市场毛利率的解释，以及其三种成分在 “繁荣／衰退循环”中的变化。
在扩张期间，如果基源利率出为物价走高而偏低，如果价格升水成分因为市场利率走高而被市场认为偏低，如果企业家成分在盈亏的计算中被视为可以接受（不论名义利率多高），则市场参与者会尽可能地借款！
换言之，不论实际的利率水准如何, 只要信用的供给与需求都没有问题，银行将持续放款，信用也将持续扩张。联储无法压抑1970年代的信用扩张，其中还有另一项理由，因为当时仅有联邦准备的会员银行才必须遵守法定准备的规定。这意味着不受管制的放款机构可以随意创造货币，其中一部分会成为联储会员银行的新存款，并让它们扩张信用。另外，会员银行与其他机构的外国负债（欧洲美元）都不需受到法定准备的规范，所以国外创造的美元可以回流至国内，并进一步刺激货币供给的成长。
当时，我们处于信用扩张的繁荣末期，物价普遍上涨，人们认为物价水准将水无止尽地攀升。群众在房地产、股票、商品以及其他任何可供投机的对象上累计庞大的帐面财富；同时，固定收益的一般劳工却身受其苦，抱怨政府未能有效压抑物价。这是”密西西比事件”的大规模重演。
然而，只要利率继续上扬，今天的贷款还是胜过明天的贷款，因为市场了解美元的购买力不断下滑。政客们为了讨好选民，频频向联储施压，要求保持偏低的利率水准。政府部门中虽然有些人了解情况的危急，却不敢采取行动，因为担心整个经济像骨牌一样的崩塌，会影响民主党的下届大选。
1979年最后一季美国经济已经出现”囤积实物”的普遍心理。黄金价格飙涨，1980年1月初期货市场出现每英两875美元的天价。没有人愿意持有纸币。人们抢进股票、期货、房地产或黄金，持有一年，甚至于几个月，便可以获得20%以上的利润！太神奇了垂手可得的财富！这难道不是警讯吗？这看起来不正是”密西西比事件'”吗？
非常幸运地，我们毕竟还具有最根本的经济智慧，了解我们正迈向”崩解的繁荣”，类似德国在30年代与南美洲某些国家目前的情况。1979年10月12曰星期二，保罗．沃尔克提早由南斯拉夫的贝尔格莱德返国，他当时正参加 “国际货币基金”与”世界银行”的会议，并宣布FOMC将于当周六召开紧急会议（联储偏爱挑选休假日集会，使市场无法立即反应）。
周六晚上6点，沃尔克举行记者会，宣布他准备彻底改革联储货币政策的计划，沃尔克宣布，再贴现率11%上调为12%，而且法定准备也将适用于银行的国外负债。这两项行动显示，联储已经有控制通货膨胀的决心。另外，沃尔克又宣布，从此以后，FOMC不再仰赖设定联邦基金的目标利率，将通过公开市场操作直接控制银行的准备金，并以此直接控制货币供给。这才是货币政策的关键改革。这个时候，沃尔克仅是采用心理战术平息投机热潮。1980年大选之后，真正的紧缩才会开始。
我详述这段故事，目的是希望显示，”哲学之王”确实控制我们的经济，他们的知识却相当有限。联储以尝试错误的手段追求真理，却以我们的经济生活当做实验品。在我进一步说明联储这方面的问题前，让我先讨论公开市场的操作。
公开市场操作
任何的公开市场操作一一联储买进或卖出政府征券一一都会以一美元对一美元的效果影响银行体系内的准备金数量；买进会增加准备金，卖出会减少准备金。如果你了解金本位制度的运作方式，则联储在公开市场操作具备的权力，相当于联储拥有数百万英两的黄金，可以随时注人或移出银行体系–如果在私有部门，这应该被视为是一种独占的权力。
公开市场操作有数种不同类型，每一种方法对于信用供应与货币成长的影响都稍有不同。某些操作相当隐密，某些相当公开。如果你了解各种操作的方法，并以此观察联储的活动，不仅可以来提货币政策的方向，并可以了解”理事会”与FOMC成员的心理。由于经济活动的方向，主要取决于这些大人物的心智，所以我们需要尝试了解他们的恩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