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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炼金术》第二部分 历史的回顾 第六章 贷款的集团体制

就贷款方的处境而言,“集团”将在资金长期短缺的环境下运行。按其同“集团”关系的紧密程度来划分,商业银行构成了两大类:生死系之者与袍沾袖湿者。第一类构成了“集团”的核心,作为参与者,他们是可靠的,但他们的能力是极其有限的。第二类则是边缘性的成员,他们需要更多的游说才会加入,一旦危机的紧迫感消失了,他们就会想方设法退出,而将提供新贷款的责任留给那些核心成员去承担。当然,这种划分是弹性的。美国、英国和日本的大银行将始终是核心成员,美国的地方银行和许多欧洲大陆的银行则在一开始就是边缘性的。还有许多银行的处境界于此二者之间,目前它们还吉凶未卜,但是在将来,经过一段时间,他们也许能够建立起充分的满足最低限度要求的储备金。

①“The International Debt Problem,Diagnosis and Prognosis”,July 1983;George Soros,“The International Debt Problem Revisited”,March 1984(New York:Morgan Stanley).

由于存在着潜在和实际的成员收缩现象,可以肯定集团的资金总是处于不敷使用的紧张状态。仅靠自已的力量是无法满足要求的,必须由国际贷款机构额外注入现金,可是这些机构本身也存在着资金紧张的困难。其结果是,集团一定会竭力追求最大限度的消极资金转移(资本外流),从而在由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的过渡中制造难以克服的障碍。我的结论是,贷款的“集团体制”是在紧急状态下产生的,并且只有在紧急状态中才可能生存下去,而它的结构也恰好足以保持这种紧张状态并得以继续生存下去。

总的来说,这一分析的框架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尽管现在看来,我的确犯了两个严重的错误。第一,我曾经坚持认为债务国家将容忍消极资金的转移(资本外流)。原因有二:(1)保持在资本市场中的信誉,以确保进入市场的通道畅通;(2)避免财产被没收。我忽视了后来被证明是最重要的因素:(3)保持出口能力。国内市场一片狼藉,出口市场的丧失将成为致命的威胁。阿根廷在克服贸易禁运方面的处境相对来说是有利的,因为它的大部分产品都是可用于替代偿债的商品。不过,即便是阿根廷,在它的出口项目中也有某些局限于特定市场的产品,如鞋类和钢材。更为重要的是,新当选的阿根廷政府不希望被西方世界孤立起来,他们下决心要避免“经济上的福克兰群岛( falklands)”①。因此,丧失清偿能力的威胁从未严重到我曾预料的程度。

在分析中,我并不很重视前两个动机。关于在资本市场上自由进出的权利,我坚持认为1982年以前的贷款体制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人们已经认识到,它的基础是一套错误的观念。消极的倾向已经取代积极倾向占了上风,而要克服这一消极的偏向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形势的发展证实了这一分析。银行对欠发达国家的贷款远远少于预计的数额。至于没收财产,我认为这只不过是一种空洞的威胁。自那以来,这一看法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证实。② 由于忽视了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潜在动机,我得出这样的结论:“保证债务国对其所欠债务履约的惟一途径,在于创造数额接近于偿债义务的新信贷。”

这一结论是错误的,在1984年里,只有不到一半的利息是以新增贷款的形式偿付的,并且新增贷款中的很大部分来自商业银行之外的渠道。其结果是,银行的现金紧张远未达到我所预想的严重地步,核心成员与边缘成员之间的关系也从未恶化到分裂的程度。事实上,甚至连核心成员也开始有能力建立呆账准备金并改善其资本额比率。

我犯下的第二个错误在于,低估了债务国家出口增长的能力。世界经济体系证明比我设想的要牢固得多,个中原委将在下一章中进行讨论。巴西的表现尤为突出,它所创造的贸易盈余大大出乎我的预料。1984年的官方目标是90亿美元,实际执行结果超过120亿美元。出口的强劲带动了国内经济的缓慢复苏,从而使巴西得以迈进经济调整的第三阶段。

① 即马尔维纳斯群岛。——译注

② Anatole Kaletsky,The Costs of Defaul(New York:Twentieth Century Fund,1985).

由于上面所说的两重错误,我的分析不可避免地带上了过多的悲观色彩。1984年2月,我做出断言:“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第三阶段不太可能取得很大的成就,而在现行体制下达成第四阶段目标的可能也越来越小了。”然而到了1985年,几个主要的债务国都已经进入了第三阶段,最黑暗的时期看来已经过去了。接下去就是1986年,石油价格陡降,墨西哥那里又出了大问题。它的起因也许可以归之于外部,可是最近巴西的发展又出现了不祥之兆。克鲁扎多计划(Cruzado Plan)实施后,经济骤然过热,国际贸易收支平衡严重恶化。政府在以压倒优势重新当选之后,立刻开始了对经济的严厉控制。尽管如此,从中毕竟可以看出,国内政治的考虑要优于偿还国际债务的义务。看来,1987年的巴西债务谈判将会陷入危机。

债权国的立场已经有了很大的松动,在1987年的世界银行汉城会议上,美国财政部长J·贝克(James Baker)的讲话表明,他们已经意识到推动债务国国内经济增长的必要性。随后,布莱德雷计划(Bradley Plan)立场鲜明地倡议:将正在积聚的债务中的部分利息与本金予以豁免。事实上,债务国的贸易盈余已经引起了美国的不安。银行的坏账准备金也比前几年有了改善,因此1987年也许会施行一些贸易保护主义措施,而与此并行的,则是债务的部分豁免。只要人们能够牢记过去五年的经验与教训,这一变化应该不会过分激烈,以免搞垮这一体制本身。

尽管在细节上有些缺陷,我的分析框架在其主要原则方面仍不失其有效性。它并不是指导成功调整的蓝图,只能说是一个能够避免失败的模型。我们已经知道,集团体制纯粹是在崩溃的威胁之下确立和维持的。我们还将看到,这也是自1982年以来许多其他调整方案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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