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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炼金术》前言

《金融炼金术》初版发行已历经多事的七年。我的投资基金量子基金继续维持卓越的投资成绩,虽然受到1987年大崩盘的影响,但过去七年来,股东每年的平均获利仍有35.8%,量子基金已经孕育出一批子嗣,有些基金的表现甚至比生金蛋母鹅的表现更杰出。1989年开始,我们决定分派部分盈余给股东,有些是以现金方式派发,有些则是以新成立基金的股份分派,结果,我们目前管理了七个基金,总净值超过100亿美元。

我已经逐步减少基金的管理工作。我非常幸运地能够透过《金融炼金术》而认识斯坦利·朱肯米勒(Stanley Drucken-miller),当时他正在管理另一个基金,他因为阅读本书而希望见我,我们开始讨论,最后他加入了我的公司。开始的时候,他发觉很难与我共事,虽然我对他充分授权,但因为我的存在而使他受到牵绊,他发现在加入我的公司之后,工作绩效降低。不过,非常幸运地,我逐渐被卷入导致东方阵营瓦解的过程,在整个东方阵营中,我设立了基金会的网路,这涉及许多次的旅行,而且有些地方的通讯十分简陋,于是1989年夏天,我告诉斯坦利,他必须全权负责基金的管理工作,此后,我们之间便不存在任何的困难了。

我成为教练,而他成为参赛者,我们的业绩改善提升了,开始了一段持续成长的时期。在过去三年的每一年,我们的获利都超过50%,虽然我们曾经有过两段类似的辉煌时期,但就基金庞大的规模而言,这次的表现称得上是绝佳的。朱肯米勒不仅是一名优秀的基金经理人,也是一位好伙伴,在他的领导下,我们扩大并改善了我们的管理团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深度,结果,我发现我慈善活动的报酬也反应在基金业务的兴旺上,使我能够快速地拓展基金会的网络。

我需要在此处说明一点,我在东欧所从事的慈善活动,其指导哲学与我在金融市场的活动是相同的,读者稍后即可了解,我将金融市场的发展视为历史过程,这使得我的理论极适用于类似东方阵营瓦解的历史过程。我确实运用了我的理论,而且——整体而言——它使我比大多数人更能正确地预期事件的发展,犹如我所发现,金融市场的繁荣——崩解过程与苏维埃体制的兴衰,两者之间存在着极度的相似性。

极为讽刺地,我成为知名人物,并不是因为我在东欧所从事的种种活动,而是因为英国在1992年9月16日退出“欧洲汇率机制”(Exchange RateMechanism),我曾经因此而获得丰厚利润,我立刻成为风云人物,最初是在英国,随后是在世界各地。当人们得知量子基金集团取得纽蒙特矿场(NewmontMines)的大部分股权之后,黄金价格随之飙涨,虽然我未就黄金表达任何看法,各种看法却加诸于我,我曾经尝试澄清误会,但毫无用处。虽然我不曾追求巨匠的地位,但是当一切强加于我,我便不能漠视它了,事实上,我欣然接受,因为这可以使我在政治议题上有更重的发言份量。但是,情形并不如表面那般简单,当我表示,德国中央银行的高利率政策会产生相反效果时,市场立即迫使德国马克走低;但是,当我批评欧洲对波斯尼亚的政策,人们不是忽略我的看法,便是告诉我不要多管闲事;我在法国的事件中尤其感到窝囊,我刻意避免投机法国法郎,因为我不希望对苟延残喘的“欧洲汇率机制”之崩溃负责,但是我还是承受了骂名,法国政府憎恨我的建议,其程度更甚于对我的投机行为的憎恨,这意味着投机客应该从事投机行为,而不要发表任何意见。

我身为金融巨匠的恶名使《金融炼金术》大为畅销,因此而产生了这一新的版本。我必须承认,自从撰写本书之后,我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发展,但我所关注的主题仍是历史过程,而非金融。在本文中,我无法摘要说明我的观点,我需要另外写一本书,只要时间允许,我会这么做,但我要提出一个重要的论点,以便本书的内容能够符合我目前的思想。

在《金融炼金术》之中,我把反身性理论描述成始终有效的理论,这在某一种层面是正确的,因为反身性之中最重要的双向反馈机制可以随时运作;但这在另一种层面却是错误的,因为它并非随时运作,事实上,在大多数情况下,它十分微弱,所以我们可以安然地忽略它。我们可以将情况区分为接近均衡的条件与远离均衡的条件。就前者来说,某种修正的机制可以防止认知与现实(perceptions and reality)之间出现过度的背离;以后者而言,反身性的双重反馈机制处在运作中,除非既存的条件或制度出现显著的变化,否则认知与现实便不会趋于一致。在第一种情形下,古典经济理论是适用的,而认知与现实之间的分歧可以视为噪声而加以忽略;在第二种情形下,均衡理论便毫无关联了,我们面对的是单向的历史过程,其中认知与现实的变化都是无法反转的,我们必须区分这两种状态,因为一种是正常的,另一种则是反常的。

接近均衡的条件与远离均衡的条件间的区别,将在《金融炼金术》中阐述。在第一章结尾,我将区分日常的事件(humdrum)与历史的事件(historical),但我低估了这项区分的重要性,我称其为“同义反复的”(tautological),我现在认为这是一项错误。所以会有同义反复的定义的问题是因为我没有更深一层地探讨,而以同义反复的定义掩饰事件结构的基本差异。

在应用科学方法的多数现象中,一组条件会随着另一组条件而出现,不论任何人对它们的想法如何,情形都是如此。在社会科学所研究的现象中,包括金融市场在内,存在着富有思考能力的参与者,因此问题变得更复杂,正如我将要说明的,“参与者”的观点在本质上是有偏向的。一组条件并不会直接导致另一组条件,在客观而可观察的条件与参与者的观察之间,存在着不断的相互影响:参与者的决策并非基于客观的条件本身,而是基于对条件的解释。这是一个重要的观点,影响深远,这就引进了不确定(indeterminacy) 的因素,使得主体不能遵循普遍原则(gener-alizations) ——预测(predictions)、解释(explanations)的方式加以处理,然而这却是通向自然科学崇高声望的方式。正因为其破坏力如此严重,所以一般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理论,都尽力消除或忽略此不确定性,我反对这种努力,试图发展替代方法,并以参与者的偏向作为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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