峰汇在线为了精确预测未来的经济活动与金融市场的价格走势，你必须了解与整合货币与财政政策对于经济循环的影响。第20章曾经观察货币政策的某些影响。我们发现，信用扩张的货币政策通常会使经济趋于扩张，但随后的经济衰退却是必然的后果。宽松的货币政策通常会引发景气的扩张，但货币政策本身并不能决定经济循环。另一项因素是政府的财政政策：课税、支出与借款。本章中，我希望说明政府经济政策的影响–由我认定的根本目的着手。毕竟，如果经济学是研究”以手段达成选定的目的”，则政府选定的目的便是最重要的课题之一。
当我观察民意代表的行为与主张时。我发现一种根本的哲学观念：经济活动应有平均所得的功能。在新税法中，”公平”都是诉求的重点。没有遭受挑战，也没有觉得歉意，我们选出的政治代表们，试图以自由为代价，而由政府强制设定经济上的平等。
根据现代国会使用的美丽词藻判断，政府经济管理的功能似乎政该是：在未全然压抑企业家的生产意愿为前提下，根据”公平”的标准重新分配财富。我完全反对这种观点，我可能需要以一整本书的篇幅说明我反对的理由。然而，我目前的意图并不是驳斥这些思想，而是希望由市场预测的角度，来说明这些思想造成的后果。
课税对于长期趋势的影响
课税的制度会长久存在，这毫无疑问。然而，课税的形式如何，它们适用的对象为谁或什么，以及税金的多少都会显著影响经济表现–包括金融市场在内–的长期趋势。
米赛斯以下列评论总结课税的危险，并解释课税的重要理由：
如果课税的方法．．．．．．造成资本的消费，或限制新资本的形成，则边际就业所需的资本将缺乏，这将妨碍原本应该存在的投资扩张。
犹如这项评论所暗示地，并非所有税制都必然会限制经济的活动与成长。政府提供的服务至少有一部分是必要的，但因此主张以税金支付政府提供的服务，就如同任何交易一样，相当于是一种经济的交换，这种见解未必可以成立。为确保政府提供的服务能够顺利的运作，这需要一定的税金来维系，这种程度的范围内，税金的制度是合理的。然而，不幸地，政府服务的供给、需求与成本，并不是由市场力慢决定，而是由政治命令安排。这些命令是由”劫富济贫” 的原则主导时，政府的课税与支出将完全失去控制，就如同目前的情况一样。根据定义，没有必要的税金会导致不良的后果，例如：强制性的财富重分配、干扰市场中产品与服务之间的交换比率、扭曲货币的关系、提高资本消费的倾向。
某些由总体角度观察经济运作的人主张，税金具有”中性”或”刺激性”的效果，前者是指它们对于消费没有影响，后者是指它们实际上可以增加生产。凯恩斯学派认为，边际消费倾向（译按 ：这是指每增加一单位可支配所得时，所造成的消费变动量）会驱动生产；他们指出，由某个人口袋中拿走的一块钱，最后还是会落入另一人的口袋。另外，由于较贫穷者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而富人的边际储昔倾向较高，所以向富人课税，并透过社会福利计划将财富转交给贫穷者，这可以增加整体经济的消费，而这又会导致总需求的增加，并刺激企业界增加生产。犹如凯恩斯所说的：
如果财政政策被用来使所得的分配更平均，则其对于增加边际消费倾向的效果当然很重要。
这种主张有一项致命的缺失：如果消费的增加发生在生产的增加之前，资本将被消费。如果税制是以”劫富济贫”的方式增加贫穷者的可支配所得，则贫穷者的消费增加必然导致富有者的消费减少。虽然富有者的消费型态可能因此而改变，这姑且不论，但因为富有者的边际储蓄倾向较高，所以整体经济的储蓄将降低，而降低的储蓄原本可以用于资本的扩张。
让我们考虑这种”劫富济贫”税制可能产生的后果。在最理想的状况下，这将造成资本在经济部门之间的重新分配，并导致较缓慢、较缺乏效率的经济成长。在最糟的状况下，这将造成资本的直接消费，并减少国家的净财富。首先由最理想的状况开始。
假定政府对于年收入在5万美元以上的人课征”富人税”，并直接分配（跳过居中的官僚体系）给年收入少于1．5万美元的人。
这项税金的目的有二： （1）提高所得的平均程度， （2）增加整体经济的边际消费倾向，并期待这还可以增加生产水准（这便是克林顿政策的基础所在）。现在，假定这项税制在这两方面都成功。这项税制对于所得平均化的效果非常明显。然而，如果所得重新分配可以增加消费需求，则整体经济的储蓄必然会减少。
在所得重新分配以前，经济中存在既定数量的资本品供给，以生产既定数量的消费品供给。在重新分配之后，经济中供给的资本品与消费品数量并没有变化，但用来重置资本与资本扩张的储蓄已经减少了。同时，消费需求增加，造成物价上涨的压力。
由于需求增加，企业界扩张生产。然而，为了生产较高水准的消费品，将造成瓶颈，所以价格上涨。企业界扩张生产时，需要运用资本品，所以对于既定数量资本品的需求也将增加。假定货币供给没有变化，资本品的需求增加，而供给相对减少（储蓄减少），则生产者物价也开始上升，但价格的上升速度可能不如消费品，因为消费品的需求增加较早发生。
由于销售摊增加，而且零售价格上涨，企业界的收益增加，于是某些厂家的投资将运用更多的实质与虚幻的资本。但生产者物价的上涨将抵消一部分的利润。另一方面，如果所得没有重新分配，企业家可以运用的资本品原本较充裕。最初，由于需求增加，所以生产量会增加，但因为可供投资的资本品数量已经减少，所以生产的数量将少于课税以前的水准；价格也较昂贵。除此之外，政府扮演的”中间人” 角色必然会降低经济的效率，并进一步影响潜在的成长。总之，每当你将资本储蓄转移至消费支出，将失去一些成长的潜能（包括目前与未来的成长）。 这是最理想的情况。
实际的发展未必如此理想，课税不仅会把资本储蓄转移至低所得阶层的消费，而且高所得阶层的边际消费倾向也会降低。企业活动的反应并不一致，某些企业是为了满足高所得阶层的需求，另一些企业是为了满足低所得阶层的需求。资源被重新分配至低所得阶层时，则提供高所得阶层产品的企业将受到打击，裁减员工（经常是低所得阶层的成员）。工厂关闭或破产，贷款无法清偿，．．．．．．不仅既有的资本被消费，以未清偿贷款表示的未来资本也被消费。由于提供低所得阶层产品的企业会扩张，所以上述损失在某个程度内可以获得弥补，但根据整个程序的性质来说，整体经济得到的效益无法抵消发生的损失。
何以如此？因为供、需关系受到任意的扭曲。对于高级品产业来说，它们投资的时间与资本品将发生损失，某些是永久性的损失。某些资本品在性质上无法转至其他用途。同时，某类资本品将因此闲置，价格暴跌，而低级品产业的资本品需求增加，其价格上涨。然而，两者之间并不能相互抵消。因为某些资本品已经被消费，或处干闲置状态。另一些资本品则因为企业扩张而价格上涨。
为了满足财富重新分配造成的需求增加，提供低所得阶层产品的企业必须进行资本投资。所以。低级产品的生产会发生瓶颈。这类消费品的价格将上涨，相关的生产者物价也会上涨。以最后的结果来说，净资本被消费；换言之，整体经济与国家将变得较贫穷。
10％的”奢侈税”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造成净资本的消费。这项税制的动机完全是基于利他主义：”任何人如果买得起小飞机或游艇，他便有能力多付10％的价格”。这便是其支持者主张的理由，而且法案也通过了，但结果呢？他们的判断完全错误。10％造成重大的差异。游艇产业随之瓦解。小型飞机制造业也是如此。甚至于也波及一些周边产业，例如：专为游艇生产的小冰箱。数以千计的蓝领工人因此失业。虽然这项税制稍后被取消，但许多生产设备仍处于闲置状态。
这段故事的教训非常明显：如果市场可以接受较高10％的价格，则价格早已经上涨10％了。任何新税制造成的价格上涨，必然会影响边际的购买需求，这又会使边际生产停顿。实际的情况便是如此。
资本利得税
根据我个人的看法，资本利得税仅有负面的经济效果。更糟者，以28％的实际税率来说（不包括州政府的部分），美国目前课征的资本利得税是全世界最高者之一。撇开它不能根据通货膨胀来调整不谈（这相当于是偷窃），资本利得税是就新投资的根基来课税：利得–将资金投资于企业计划赚取的新财富，或就我个人的情况来说（至少是我希望的情况），由他人的不当投资获得的利润。
目前的资本利得税，将28％以上的资本利得转移至以消费为导向的政府支出，并因此而消费美国的资本。资本利得税吞噬原本可以用来促进经济成长的资本储蓄。资本利得税率增加时，新投资的数量使减少。我可以直接证明这个论点。
投资者安排资金时，会在替代方案中选择：直接投资于未上市的企业、股票、债券、各种基金．．．．．．。在评估每一项可行的方案时，他们会观察潜在的风险与报酬。并加以比较。然后，根据相对的风险一报酬比率，他们会选择最具有吸引力的投资方案。每个人对于风险／报酬关系的看法都各自不同，但一般而言，如果两项或以上的投资方案提供相同的潜在报酬，绝大多数人会选择风险最低者。由另一个角度来说，涉及的风险愈高，潜在报酬也必须愈高才可以吸引新的投资。
在投资者的心目中，许多潜在的投资都是存在于一种不确定的灰色领域内：它们是属于边际投资。它们是新企业或既有企业提供的某些投资机会，但潜在报酬虽然稍高于其他低风险的投资方案，例如：免税的市政公债，但这种程度的报酬并不容易吸引新的资本。例如，一家公司如果五年来提供股东每年的平均税前报酬为25％，它在募集新资本时应该没有问题。然而，对于一家新企业而言，如果它承诺新股东每年的平均税前报酬为10％、甚至于15％，但在资本利得税的影响下，这家公司在募集资本时可能会有所困难。每当资本利得税增加一个单位，边际投资的数目便会有对应、甚至于等比例的增加，使得新投资计划更难以吸引资本。
让我们考虑一个例子。一家新企业承诺提供10％的盈余成长率，并在各种不同的资本利得税率下，发行股票募集资本。请你根据表21．1所列的投资方案，评估这家新企业投资的可行性，假定你是一位拥有1万美元资金的”一般”投资人。
